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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是最不等人的,转眼间就到了10月26日。
半个月前的10月10日,第2编遣区(主要负责驻豫、陕、甘、鲁四省的第二集团军及其他部队)将领宋折元、石敬庭、孙良城等27人,在阎西山、冯遇祥的策动下在长安通电反蒋,
这次推举阎、冯为国民军总、副司令,宣称:“蒋氏不去,中国必亡。折元等服膺三民主义,矢志革命,誓不与独夫共存,谨率40万武装同志,即日出发。”
半个月后,也就是今天清晨,常军与西北军在豫西龚县至登峰全线开火,常冯战争再次爆发。
在往前的九月初,时任常军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兼第4师师长的张发葵,因获悉常凯胜欲消灭所部,于鄂省宜菖公开反常,并开始联桂攻粤。
虽然就和之前若干次纷争一般,这些军阀内斗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,但无论如何,对于此时亟待发展的红军而言,最近这几年都会是一个不错的成长期。
——前提是不要光想着趁这些军阀混战,就开始四面树敌,打破本就不平衡的局面。
现在守住回昌也好,开发盐矿也罢,要完成这些工作,最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驻扎兵力,更不在于后勤物资,而是最关键的干部队伍。
当年解放战争为了和果党争夺当时国内最大的工业区,从华北根据地派了十万干部奔赴东北。
如果说这个时代红军能够拿出十万干部出来,那么别说赣省一地了,就算是直接把常凯申给车翻也不是件多难的事情。
毕竟,如果说在没有程刚参与的时间线上,制约红军发展的有干部和后勤两项的话,那么程刚这支蝴蝶到来之后,后者就不再是问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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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前者不管在哪条时间线里都是最关键的难点,指望嘴巴一张、脑子一转,就蹦出来一堆合格干部,那是痴心妄想。
就目前的赣闽根据地而言,真正形成有效政权的地区,实际就只有锐京周边这一小块,而且还是依托着从槿甘山带来的那批行政干部,利用他们作为种子,才达成的这一效果。
至于周围的余都、凝都、上行、隆岩等地,基本上就是当地的党组织拉起一个草头班子,工农政府的牌子是竖起来了,可到底能对当地造成多大影响,这就实在难说。
形容得通俗一些,对于一个统治政权而言,最重要的两个能力,就是能收得上税、花得出钱,在这个过程中的效率越高,损耗越小,就说明政权的能力越强大。
即便是当初的槿甘山,也是在建立了将近一年之后,才初步将税收体系搭建起来的,即便如此,直到现在依旧是运行得磕磕碰碰,问题和麻烦层出不穷。
而到达赣南之后,因为前期军事压力较大,组织的大部分工作重心都集中在军队上,对于地方工作难免有些忽视,所以在行政领域的发展是存在一定程度退步的。
具体到细节上,就是在新开辟的那些根据地上,红军的经费来源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打土豪上来——排除程刚援助的话。
这并不是说打土豪就有什么问题,事实上,这种办法相当到位,在初到异地、不被当地人了解的开局时期,通过打土豪可以简明扼要地向大家表达自身立场,对于争取广大贫苦群众的支持具有极为重要的效果。
红军所打的土豪,在之前都是地方上的统治阶级,无论他们的表现到底如何,都无法否定他们是一群封建地主利益的最坚定拥护者,是新生政权的最大敌人。
所以红军打土豪,最重要的并不是获取到多少经费,而是推翻原有的封建统治,同时争取中下层人民的支持。
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,摧毁旧世界很简单,建立新世界却要比想象中的难得多,更何况对于红军乃至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,他们并不清楚新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
都不用看基层的同志,即便是中上层的那些人,没有搞清楚的也占了大多数。
包括对北边那个现成例子的理解,大部分人也只是从那些去过苏联的同志口中听来只言片语,然后再凭借自己的认识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粗略的想象。
说得难听点,跟皇帝的金扁担没什么两样。
因此,即便是程刚拿出后世的资料,给这些人看电影听广播,在没有经过地基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之前,想要让他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达成共识,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
顶层尚且如此,基层就更不用说了,在这种情况下,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就有落入流寇下场的可能,毕竟四处奔走,到一地便吃一地的富户,其实还是挺符合小农阶级价值观的。
这也是谷田会议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,对于此时的红军而言,赣闽根据地的地盘已经够大了,甚至可以说大大超过了这支队伍的消化能力,这时候就该埋头发育一波。
当然了,因为红军在湘赣边界时期的政权建设,并没有像历史上那般因为敌人的会剿而完全中断,相当于留下了不少种子,同时也给同志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实教育课。
所以相比于历史上的情况,此时红军当中的建设派并没有显得无足轻重,愿意花大量精力在地方工作上的同志也不在少数。
尤其在谷田之后,全军思想趋于统一,红军的工作重心自然开始转向于稳固当前地盘。
但是不得不认识到,偌大一个根据地所需要的干部数量,根本不是这支总兵力不到万人的军队所能供应得起的。
乃至因为地盘太大,需要更进一步的扩充军队,因此红军本身就已经陷入了缺乏干部的窘境,以至于这段时间里为了抽调干部支援地方这件事,前委内部就常常爆发冲突。
不过这种矛盾本质上还是无伤大雅的,只要双方的发展路线还在正确的那条道上,那么些许的纷争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
争吵肯定没法解决核心问题,主要矛盾是在缺少干部上,而不在建设地方和发展军队的矛盾上。
小孩子才做选择,成年人全都要。
正因如此,教育工作很快就成了眼下最为紧要的事情,对于程刚之前不遗余力地支持教育一事,不少同志方才有了后知后觉的领悟。
只是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想要培养出一批勉强够用的干部,没个一年两年的时间,是肯定搞不成的。
不过就像开头所言,现在仍然处于北伐后的新军阀混战时期,常凯申的大量精力被其他军阀牵涉。
历史上,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,掌握中央大权的常凯申与冯遇祥、阎西山、李宗人、唐生知等军事集团之间,与汪经卫、胡汉珉、孙柯等政治集团之间,时而刀兵相见,时而道弟称兄,进行了曲折复杂的勾结与斗争。
尤其是今年1月1日在金陵的果军编遣会议,常凯申确定了“裁遣军队,统一军权”的基调,随即成立以其为委员长的果军编遣委员会,还通过了《修正果军编遣委员会条例》、《果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秩序大纲》和“确定军费、统一财政”等一系列决议案。
说白了,通过这些决议案的实施,常凯申企图把军队的指挥、训练、教育、经费等都收归编遣委员会统一管理,达到限制和最后解散各集团军的目的。
如此一来,受到的反弹自然不计其数,所以大部分时候,地方军阀与金陵间的矛盾甚至要比与红军的矛盾还要剧烈,一直要到常凯申打败各反常派,与汪经卫合组金陵政府,这场斗争才宣告基本结束。
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丢掉包袱的常凯申开始集中精力对付红军,使得根据地的处境愈发困难,最后在一系列因素的催化下,南方革命的大好局面付之东流。
所以在程刚看来,这个时候红军最好的路线应该是想办法苟起来,顺带给金陵政府多添点麻烦,尽量将混战局面继续保持下去,为自身发育留下更多时间。
可惜的是,现在整体左倾的局面是他一个人很难扭转过来的,他也只能给革命继续积累些本钱,不要随便浪一浪就败光了。
与此同时,除去花在工业、后勤、教育上的时间之外,他也花了大量精力与其他同志沟通,争取更多的支持。
至少现在,局势仍是在向好发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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