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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班的学生们终于回来了,除了丁明之外,宿舍的几个哥们儿也再次团聚。
就像大一刚入校时那样,以寝室为单位集体出动,笑笑闹闹前往教室,等着接受论文答辩。
王波比彭胜利要矮一个头,他斜着膀子勾肩搭背问:“老彭,听说你去丁明的公司当上部门经理了?”
“主要是拉客户,”彭胜利说,“我给下面的员工分配工作,小单子他们搞定,遇到搞不定又有机会的大单,我就带着技术人员亲自上门。”
“可以啊,都当上领导了。”王波羡慕道。
李耀林说:“该我们羡慕你才对,以后肯定当大官。”
王波摆手吐苦水道:“别提了,我就一跑腿的。今年团里的重点工作是推进再就业,帮助那些下岗青工转变观念,配合有关部门,培训他们的职业技能,提供再就业信息服务。我现在搞的是‘青年兴业领头人’项目,分配给我好几个下岗青年,说是要开一家合伙制企业。哎呀,我的妈,哪里是他们开公司,简直是我在开公司,连公司执照都要我帮着跑。”
宋维扬笑道:“可以啊,你很受领导器重,这工作关系还没转正,就已经分配给你实际任务了。”
“这里头水深得很,幸好有个领导是复旦学长,不然我只能老老实实当老黄牛,”王波说,“老黄牛你们懂吗?每个单位都有那么一两头。有事你来干,功劳别人的,出了问题你背锅。”
李耀林道:“国企也差不多,我算见识到了。幸好咱是名校毕业生,在领导那里挂了号的,不然也是一辈子当老黄牛的命。”
王波笑道:“所以我就羡慕丁明和彭胜利,在私企做事才痛快,是非功过分得很清楚。”
“老周怎么不说话?”李耀林问。
周正宇打着哈欠说:“这段时间忙着学英语,白天跟外教练习口语,晚上还要背单词,我都快疯了。你们知道的,我从大二开始,哪次英语不补考?英语四级考试我还是抄过关的。现在让我考托福,我哪里考得过?”
“你英语四级是抄的?”
“你不是去英国留学吗?考个鬼的托福。”
彭胜利和聂军同时发问,他们的关注点明显不一样。
“考四级的时候,坐我前面那个是高手,早就认识的。我考前塞200块钱给他,承诺事后再给他300块,这才险之又险的过了,”周正宇分别回答两个问题,“至于考托福嘛,是我爸的主意。他说英国的文凭不如美国的好使,非要让我去美国留学,还请了个老外给我当老师练口语。”
闲聊之间,几人已经来到答辩教室外面,班上其他同学纷纷过来叙旧。
宋维扬自然是大家攀谈的焦点,还有人在实习单位干得不自在,想要进宋维扬旗下的公司。
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,终于轮到宋维扬答辩。
上头坐着一位教授、两位副教授和一个讲师,宋维扬鞠躬敬礼,微笑道:“各位老师,上午好!我是社会学1班的宋维扬,学号xxxxxx,我的论文题目是《中国村镇经济形势与粮食危机之关系研究》。在此,我首先要对孙教授说声抱歉,你给的论文选题我都没选,自作主张的换成其他方向。同时,我还要向在座的四位老师表示敬意和谢意,感谢老师们这四年来孜孜不倦的教诲,以及感谢老师们今天不辞辛劳的参加我的论文答辩。”
孙教授笑问:“你这篇论文,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读到,为什么不提前拿给我看看?好歹我也是你的论文指导老师。”
宋维扬说:“我在农村待了将近三个月,走访了我国东部、中部和西南部的三个省份,共计9个乡镇、41个村落。刚开始,我的论文方向是探究中国村镇经济市场与增大内需的关系,很快又改为探究三农问题。但这些课题太大了,问题太多了,不是我一个学生能够讨论研究的。于是,我又把方向转为粮食问题,多方收集资料数据,一直拖到前几天才把论文完成,没来及给指导老师过目。”
孙教授说:“开始吧。”
宋维扬道:
“首先我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本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,主要分为两个部分:第一,是近年来我国村镇经济市场的崩溃。自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村镇经济发展迅速,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创立,特别是乡镇企业,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但自从1987年以来,村镇经济每况愈下,农村、农民、农业的问题日渐凸显……农民手里是没钱的,他们的钱已经被三提五统和附加摊派给榨干了,再算上种子、农药、化肥、灌溉等成本,农民种植主粮已经属于实质性亏损的经济行为。”
“这就引出本论文的第二个内容,即粮食危机。我这次主要调查的是长江流域的产量大省,耕地抛荒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。由于这些地区靠近长江水道,信息资讯和思想观念都相对开放,在种粮实质上亏损的情况下,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。”
“交通越发达的农村,这种情况越严重。比如xx省的xx村,全村青壮年共计1106人,其中大约400人在沿海省份打工,他们只需打工4到6个月,就能买回一整年的粮食,而且还能承担公粮提留。丈夫外出打工的,家里的土地基本是妻子在耕种,如果两口子一起打工,那么土地就只能抛荒,或者借给亲朋好友耕种,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约为%。从数据上说,似乎并无大问题,但它的趋势很可怕。因为仅仅三年前,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还只是0!”
“我们再看更靠近沿海地区的xx村,这个村的青壮年共计967人,其中大约500人都选择外出打工,耕地抛荒面积达到了%。村里以老人、妇女、儿童居多,当地戏称为‘三八六一九九部队’,绝大多数的青壮年男性都离开了。主要原因有两点,这个村的干部是村霸,摊派费很高,这个村的土地不肥沃,产出较低。农民在趋利避害的意识指使下,非常轻松的就能做出选择,而这样的选择是滚雪球式发展的。三年前,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不足200人。先行者在城里站稳脚跟,又赚到了钱,很快就有更多村民加入其中。”
“我们不妨做出推测,再过两年,如果中央不取消农业税,不减轻农民的负担。还有多少农民愿意种地?出去打半年工,就能赚到更多钱,买到更多粮,为什么还要守在土地里刨食?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打工,甚至是妇女也跟着出去,农村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。”
“农村耕地的抛荒面积,不会一点点增加,更是呈几何倍增长。如果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太多,留在农村的那些种不过来,抛荒面积将一下子达到红线。紧邻长三角的xx省,虽然政府公布的耕地抛荒面积不足1%,但据我获取的实地调查资料,抛荒面积很可能已经接近2%,甚至是更多……”
四位老师面面相觑,这个课题内容很大啊,都足够作为研究生论文。
如果宋维扬在论文里把解决方案补上,直接就是一篇博士级别论文,妥妥的。
是的,宋维扬只研究了现状,没有给出解决方案。但字里行间表达得很清楚,想要有所改变,就必须取消农业税。
孙教授问:“你论文中涉及到长江流域好几个省份,数据确切吗?你有实地调查吗?”
宋维扬说:“我花了15万元,组织了一个调查队伍。”
胡教授忍不住笑起来:“宋老板果然大气,我一年的研究经费还不如15万的零头。”
“胡老师说笑了,”宋维扬道,“回头我就给咱们社会学系赞助50万元。”
潘教授突然说:“你这是想贿赂咱们?”
宋维扬道:“那我就不赞助了?”
“可别,”潘教授连忙道,“你不赞助了,我就成了社会学系的罪人!”
这论文答辩都搞成聊天了,可见宋维扬跟老师们关系很好,而且他的论文也优秀到不可能不通过的程度。
孙教授问:“农村真成了你论文中说的那个样子?”
宋维扬道:“得分地区,越开放的地区,土地越不受重视。而越闭塞的地区,依然还是老样子,甚至有人为争地打起来。我记得孙教授以前也下乡当过知青,你印象中‘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’的景象,恐怕再过几年就不复重见。在沿海打工的是一部分,还有在本地县城打工的,造成耕地的季节性抛荒。比如收获了玉米、小麦这些主粮,以前农民往往种植花生、土豆等辅助作物。但现在农民不种花生土豆了,而是就近出去打零工。越是农闲的时候,农村就越见不到几个人。可能你回到曾经当知青的农村,见到的全是老弱妇孺,没有丰收和热闹,只有荒凉破败。土地抛荒还只是经济问题,只是粮食危机,它还会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,以及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,这就是另外的课题了。”
潘教授说:“对于你这篇论文,我没有资格评价,我对农村问题也没什么研究。不过你的行为值得表扬,社会学系的学生,就应该关注社会实际问题。”
孙教授道:“你自述的时候说太多,已经超时了,让下一位同学进来吧。对了,记得给《复旦学报》社科版投稿,我也会帮你往上递,这篇论文应该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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